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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任之将军的和平村往事
发布时间:2016-05-20   作者:邱宗功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邹任之少将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别名和平村)创建人之一,为优待、教育、感化、改造日军俘虏做出了历史贡献。

  邹任之(1911-1973),江西鄱阳县人,1933年留学日本,1936年12月归国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李烈钧将军身边任少校服务员。1938年2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初建于湖南常德洞庭湖边盐关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任中校管理员,开始了他历时七、八年对日军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同年7月接替首届所长刘长佑升任上校所长,当年所内收容日俘达80多人。此间,日军狂轰滥炸湖南省会长沙,威胁着日俘所的安全,军政部决定尽快将该所迁移黔东军事重镇镇远城。


  营建镇远和平村

  1939年1月初,邹任之所长派员持公函拜会贵州镇远县县长,函请解决日俘所急迁镇远城的驻地住房问题,县政府批复称:本县住房偏紧,收容所驻地住房请所方自行解决。任之所长迎难而上,率收容所镇远籍管理员何禹门亲赴镇远察看选址,他俩看中了镇远卫城原“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当时为“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二院”住用的房产。便立即与镇远师范校长冯吉扬(镇远人)、总务主任杨金谷(镇远专署三穗县人,侗族)会商洽谈。冯、杨早年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中国大学经济系,两人都比较开明,能顾全大局,答应师范学校师生克服校舍减少的困难,忍痛割爱,支援军队抗战,将师范二院暂时让给日俘所使用,待抗战胜利后完璧归赵,退还学校。

  邹所长随即将第二俘虏收容所迁来镇远卫城原清代镇远总兵下辖游击署故址,仍名“和平村”,在这里一面管理教育日俘,一面修缮、扩建、增建营房及安保设施。着力新修了一栋可供300名俘虏食宿、活动、集会、演出的二层礼堂式高大木楼。他聘来镇远当地著名掌墨师梁木匠,依照镇远城东东昌坪明德中西学堂礼堂模式创修,除镇远本地工匠承修外,又挑选日俘中的能工巧匠参与,全木结构,构件全用木榫连接,不用铁钉固定。这栋大木楼坐南面北,与前楼及日俘所正门组成一条南北中轴线,华美壮观,使整个日俘所镇远和平村拥有院墙、岗楼、哨所、前楼、后楼、卫兵室、办公室、厨房、医务室、病房、运动场、防空洞、水井、菜场等生活安保设施,占地面积6192平方米,建筑面积2382平方米。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背靠五云山,近临舞阳河,风景幽美,适宜人居,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军民优待日军俘虏的历史名胜。并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及其领导人鹿地亘提供了开展反战活动的空间。也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干部郭沫若、冯乃超派遣地下工作者康大川到此开展抗日救国革命活动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更为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总代表彭纳耳及他率领的国际红十字会医疗队提供了践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平台。


  果断缉回逃逸日俘

  1939年初夏,镇远和平村三个思想顽固的日军俘虏密谋串通,于夜黑岗疲之际,一起翻过收容所不太高的土坯院墙,违规逃跑了。

  次日清晨,收容所管理员查铺点名时,发现三名日俘缺位,几经全所搜查,仍缺日俘三人。邹任之所长在紧急电话上报重庆军政部直接上司、镇远专署主官、镇远遵义师管区主官请示后,火速果断安排了缉拿逃逸日俘的三项应急举措。

  一、立马请地方政府向镇远县及邻县城乡发出缉拿日俘逃犯的通缉告示,《告示》由收容所草拟,详细描述三名男性日俘逃犯各自的面貌特征、体形及衣着,要求识者火速上报。

  二、收容所管理人物总动员,派员立即分赴青溪、台江、三穗、施秉等邻县,身带专署缉拿日俘逃犯《告示》,坐县缉拿,有如所里会计李金山火速坐滑竿赶到台江县城坐镇督导。

  三、收容所全所从严警戒防范,严阵以待,保持镇静,外松内紧。

  在镇远专署各级地方政府、镇遵师管区及镇远各族军民的尽力支持配合下,三项辑拿举措果然见效。当天,镇远县焦溪乡某保某寨农民发现了穿蚂蚁布(俗称芝麻呢)短装的三名嫌疑人,保、乡、县逐级火速上报。经宪兵缉拿回镇远县城,由收容所管理人员识别无误,三名日俘逃犯归案回所。原来三名逃犯黑夜翻墙逃跑,以为向东方走便可逃回日本,三人夜行至蕉溪乡某寨时天已大亮,便躲藏在麦田里摘生蚕豆充饥,正好被上坡砍柴做活路的农民碰见,自然在缉难逃了。

  三逃犯归案后,邹任之所长令卫兵给带上脚镣手铐,押进收容所设于五云山顶寺庙内的特别禁闭室,由卫兵严加看管。


  组建重庆收容分所博爱村及俘虏集中营

  1939年夏天,邹所长奉军政部令到重庆组建第二俘虏收容所重庆分所。他从镇远和平村挑选了三船薰等20名日籍俘虏和严龙斋、崔某等30名朝鲜籍俘虏转移到重庆巴县南温泉附近刘家湾唐寿芬地主庄园,又将重庆太阳山明伦堂新俘获的20名日籍俘虏也迁移到刘家湾唐氏地主庄园,安排住址别名“博爱村”,而从镇远和平村迁来的日籍俘虏、朝鲜籍俘虏的住地分别命名“新亚村”、“正义村”。邹所长兼任重庆分所博爱村所长。博爱村、新亚村、正义村的日俘反战人士三船薰等在重庆与中国陪都文化人合作积极从事反战影剧演绎,演出过抗日活报剧《为自由和平而战》及反战影片《东亚之光》,影响深远。任之身兼和平村、博爱村两处俘虏收容所所长重任,经常长途奔波于重庆镇远之间,公务劳苦,但颇有政绩。1941年5月至1942年4月,任之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队少将队长,经香港潜入当时的日军占领区上海、南京,在沪开古玩店,乔装商人接交日本军政官员及各界人士,为中国军政领导机关搜集日本各方面情报,圆满完成了特工任务。

  1943年8月,邹任之卸去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职务,回重庆巴县南泉乡博爱村任军政部俘虏集中营主任。此后,任之先后任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少将副处长、京沪地区日侨日俘管理处少将处长、国防部战犯管理处少将处长、上海监狱少将典狱长、行政院战犯管理委员会东北督导组组长等职务,任内曾接触管理过日军战犯冈村宁茨、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等,为中国政府做了重要的对敌工作。

  任之先生1948年3月脱离蒋介石集团,去日本经商,1955年3月前经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工作人员介绍参加工作,后“经组织同意回国”。1957年7月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捕错判有期徒刑,1973年病逝于河北省蔚县北大坪公社西大坪大队。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1986年12月宣判,认定过去对邹任之是错判,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邹任之先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现代关系史、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是应新中国有关部门邀请归国的,按照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颁布的统一战线政策,其历史问题“不究既往”。任之先生是抗日将领、爱国归侨,应当受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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